詩的首句“千古風流八詠樓”，可謂寫盡斯樓之風流倜儻，筆調輕靈瀟灑，比摹真寫實更為生動傳神。次句“江山留與后人愁”緊承前句，意謂像八詠樓這樣千古風流的東南名勝，留給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興壯采，甚至也不只是沈約似的個人憂愁，而是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敵手生發(fā)出來的家國之愁。對于這種“愁”，李清照在其詩文中曾多次抒發(fā)過。事實證明，她的這種“江山之愁”不是多余的，因為“金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人寇，薄暑乃歸。遠至湖、湘、二浙，兵戎擾攘，所在未嘗有樂土也”（《雞肋編》卷中）。具體說來，繼汴京淪陷、北宋滅亡之后，南宋朝廷的駐蹕之地建康、杭州也先后一度失守。曾幾何時，金兵直逼四明，高宗只得從海路逃遁。眼下作為行在的臨安，又一次受到金、齊合兵進犯的嚴重威脅。即使敵人撤回原地，如果不對其采取斷然措施，打過淮河去，收復北方失地，而是一味用土地、玉帛、金錢奴顏婢膝地去討好敵人，那么性如虎狼的“夷虜”永遠不會善罷甘休，南宋的大好河山就沒有安全保障。這當是詩人賦予“江山留與后人愁”的深層意蘊，也是一種既宛轉又深邃的愛國情懷。

　　“水通”二句，或對貫休《獻錢尚父》詩的“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十四州”及薛濤《籌邊樓》詩的“壯壓西川十四州”有所取意。對前者主要是以其“三千里”之遙和“十四州”之廣極言婺州（今浙江金華）地位之重要；對后者改“壯壓”為“氣壓”，其勢比薛詩更加壯闊。看來這不僅是文字技巧問題。上述二詩之所以能夠引起李清照的興趣，主要當是因為薛詩對“邊事”的關注和貫詩中所表現(xiàn)出的精神氣骨。關于貫詩還有一段頗有趣的故事：婺州蘭溪人貫休是晚唐時的詩僧。在錢镠稱吳越王時，他投詩相賀。錢意欲稱帝，要貫休改“十四州”為“四十州”，才能接見他。貫休則以‘州亦難添，詩亦難改”作答，旋裹衣缽拂袖而去。后來貫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禮遇，被尊為“禪月大師”。貫休寧可背井離鄉(xiāng)遠走蜀川，也不肯輕易把“十四州”改為“四十州”。李清照對這類詩句的借取，或是為了譏諷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。

　　此詩氣勢恢宏而又宛轉空靈，這樣寫來，既有助于作品風格的多樣化，亦可避免雷同和標語口號化的傾向。雖然好的標語口號富有鼓動性，在一定條件下是必要的，但它不是詩，條件一旦有變，它也就失去了作用，從而被人所遺忘。李清照的這首（題八詠樓）歷時八九百年，余韻猶在，仍然撼動人心，這當與其使事用典的深妙無痕息息相關。惟其如此，女詩人關于八詠樓的題吟，不僅壓倒了在她之前的諸多“須眉”，其詩還將與“明月雙溪水，清風八詠樓”一樣，萬古常青。